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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佳:美国干涉香港始末——多年来的那些涉港法案

2019年08月14日 08:14来源:未知手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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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按:笔者杜佳的上篇文章,关注CIA在香港的部署,它其实揭示了一个简单道理:美国数十年来,投入了许多精力持续在“经营”香港。】 (文/ 杜佳) 冷战时期,美国把香港作为远东的桥头堡和情报基地,向中国大陆、东南亚渗透;香港回归后,美国则希望香港变成中国大陆的头痛顽疾,以便不断撩拨,获得相与争锋的砝码。 因此,在暗地里,有美国安排情报机构进驻;而在明面上,美国表达“关注”的重要方式,就是:国会立法。 在香港回归前的布局:从《展望1997》到《香港政策法》 八十年代,中英双方就香港的命运逐渐达成了一致。 根据解密的CIA档案《香港:展望1997》(Hong Kong: Looking Toward 1997,发布于1988年12月),美方当时判断香港回归中国已不可逆转。 (CIA:《香港:展望1997》) 但同时CIA也认为,香港的未来还有些许“不确定因素”。例如香港 “自治”到何种程度?中国政府是否会维持香港的“自由”?若香港本地人士对此感到不确定,就会或移民“出逃”,或打起“民主”的旗帜组织抗议;若外国资本对此感到不确定,就会将在香港的投资集中于短期赢利的项目,如金融、房地产,而不是诸如制造业、高科技产业这类需要长期经营的项目。 CIA的判读,最终影响了美国的对港政策。 1991年10月28日,《1992财年和1993财年对外关系授权法》(公法102-138)生效。对于“香港政策”,该法律规定美国应该鼓励英国政府,在香港建立完全的民主制度,以便香港在回归之前发展出“功能完整的民主自治”。 1992年10月5日,《美国-香港政策法》(公法102-383)生效。和《与台湾关系法》(公法96-8)一样,该法律是美国处理与香港关系的纲领文件。 (美国国会:《美国-香港政策法》) 虽然照理来讲,这种法律不应该存在,因为美国不需要直接同香港打交道。就涉港问题而言,香港回归之前,华府应该咨询唐宁街;回归后,华府应该找北京。 但美国对自己全球干涉的能力一定非常自信,以致其敢于直接立法,光明正大地干涉他国内政。 该法律直接反应了上述CIA对香港局势的判读,即美方首先确认了中英双方的谈判结果,但是关于香港的未来,特别是上文提到的“不确定性”,美方却有自己的说法。 美方认为,香港的走向关乎美国利益,所以美国必须让香港的发展符合美国利益,“美国需要在1997年7月1日之前以及之后发挥积极作用”。 “国会宣布,希望看到彻底贯彻《中英联合声明》。” 《中英联合声明》反映了“一国两制”,美国对“一国”不感兴趣,它感兴趣的是“两制”,也就是回归后香港保持关税、财政、司法等治理体系的“独立”,以及贸易、金融的“自由”。 “在1997年6月30日之后,美国应当把香港作为中国完全的自治地区”,“建立并扩展”与香港在各个领域的“直接联系”。 那么要如何确保贯彻呢?美国国会祭出“民主”大法。 “支持民主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。如此,该原则自然适用于美国的香港政策。在1997年6月30日之后依然如此。” CIA在报告中提到了香港“民主派”。也许在情报机构看来,这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。于是到了1992年,“支持民主”被写进了法律,那么美国国家部门利用当地民主派搞事也算是“有法可依”了,尽管它依的是本国法,搞的却是他国事。 该法律规定,美国政府必须定期向国会就香港问题作报告,内容包括美国在香港的利益,还包括“(中国政府)在香港行使主权的变化”。如果这些变化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,或者让香港不那么“独立”、“自由”,美国总统有权力发布行政命令,暂停美国在商贸等领域对香港的优惠条件。 永远正确的理由:“保卫民主” 在克林顿政府剩下的时间里,国会里的涉港法案、决议共105个。其中直接和香港有关的,而又被通过的法案有1个,决议有3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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